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，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構成強制罪。客觀構成要件上所謂強脅，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，即客觀上須施以有形物理力，予他人現時的惡害，形成對於他人之強制或逼迫作用，而能妨害或制壓他人的意思決定自由或意思活動自由，以遂行犯罪目的。是其所保護之法益，固為被害人之自由，惟重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。

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、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，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。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，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，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。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，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，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，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，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，始能免於刑責。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，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，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，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，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。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，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，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，仍應屬不罰之情形。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，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，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。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，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（明知或重大輕率）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（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、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亦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，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，以「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」及「合理查證」，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就意見表達部分，因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，無所謂真實與否之問題，惟為容許各種價值判斷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，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，亦應認為仍受言論自由權之保障，是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為適當之評論而善意發表言論者，自得免其刑事責任。而所謂「善意」與否，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是否受損、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據，而仍應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準。如評論人本於就事論事原則，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，即以所認為之事實為依據，加以論證是非，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受此負面評價，亦難認非屬善意發表言論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成立，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，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，衹因缺乏積極證明，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；或其所訴之事實，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，惟在積極方面尚無證據證明其確係故意虛構者，均不能構成誣告罪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3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；所謂虛構事實，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另誣告罪之成立，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成立要件；至為誣告之人有無就其虛構之事實，提出證據以實其說，則非所問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142號刑事判決）。

按刑法第305條恐嚇罪，所稱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者，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，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；即其犯罪構成要件，首在須行為人有將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之主觀犯意及行為，進而使被害人因而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安全，始足當之，是以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害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未心生畏懼，則尚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間，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751號判例可資參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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